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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扩大消费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初探
 
[作者:朱少龙        来源:商贸处        发布时间:2011-11-22 10:40:31        第12期]
 

 

课 题 摘 要

 

“十一五”以来,银川市的投资率偏高,经济发展对投资拉动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当前,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市乃至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瓶颈,从
2000年至200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从62.3%降至48.0%,银川市最终消费率亦由2000年的46.9%下降到了2009年的35.9%,均呈现持续走低的态势。鉴于当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投资率的提升空间愈加有限,而促进最终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增长,应成为今后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选择。

本课题在分析了扩大消费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借助统计数据分析并对比了全国以及银川市近十年来消费率及居民消费率的发展变化趋势,对导致当前消费率及居民消费率较低的原因以及低消费率所带来的弊端和消极影响;对消费率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基本变化趋势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最后提出了当前提高居民消费率需要处理好的三个关系,以及宏观调控中应当着重抓好的三个方面的建议措施。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核心目标和“十二五”规划确定的主线,也是加快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央及自治区和银川市的“十二五”规划中都着力强调,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途径。在现阶段,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高度重视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深刻认识扩大消费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作用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需求结构上来讲是要扩大内需,内需里面又包括投资和消费,重点又是扩大消费,因此,转变发展方式第一个转变就是要着力扩大消费,通过扩大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我们要转变观念,深刻认识到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又是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和基础,从而把着力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政策导向。

(一)扩大消费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

市场经济说到底是需求推动的经济。在开放的条件下,推动经济发展的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由此,人们也往往把消费、投资和出口看作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这“三驾马车”当中,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出口满足的是国外需求,只有居民消费需求才是国内最终需求。虽然近年来全国、全区乃至全市经济较快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但从中长期经济发展来看,在我们这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居民消费需求是总需求中最主要的部分。没有消费需求支撑的投资将成为无效投资,而无效投资是无法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因而,只有居民消费需求才能成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依靠和核心推动力。

(二)扩大消费需求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的需要

由于我国经济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较低层次,长期以来主要是依靠加大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增长。目前我国经济正在向工业化后期过渡,投资率的提升空间将会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应高度重视并切实提高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基础作用。消费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这个意义来讲,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一定要注重扩大内需,切实增加最终消费的比重,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转变。

(三)扩大消费需求是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服务发展的重要途径

实践证明,一个地区服务业能否繁荣完全取决于当地的消费能力的大小。只要扩大消费需求,就能提高消费水平、消费质量,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就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形成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促进经济不断增长。消费需求的扩大和结构优化、升级,主要落脚点是第三产业,包括文化、教育、旅游、餐饮、生活服务等行业,而这些行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的加快发展了还能吸收大量劳动力,大大有利于解决当前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

(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虽然消费、投资和出口并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归根到底,消费才是根本,它既是生产的起点,又是生产的归宿。只有把生产建立在消费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消费需求,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才能不断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才能真正体现以民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发展的目的性。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和动力,构建投资和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体系,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内在要求。

二、近年来我市及全国消费率变化情况及其原因和影响分析

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发展历程,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利用自身的资源、成本、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等诸多优势,我国不仅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也实现了向以外需为驱动的生产型大国的第一次转型。但是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例如,外需与内需的不平衡、“投资(储蓄)—消费—出口”的不平衡等等,其中消费与储蓄结构失衡是影响和解决诸多结构性矛盾的关键环节。

(一)我国近年来的消费率变化情况

近二十多年来,世界平均消费率约为75%--80%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最终消费率自1981年以来呈逐步下降趋势,到2009年下降至48.6%,大大低于世界平均70%以上的水平;特别是居民消费率,2009年已经降至35.3%,远远低于世界平均60%以上的水平。与此同时,我国投资率却始终趋于较高水平,并且呈持续上升态势,2001年到2009,我国国内投资率由36.5%上升到47.7%,消费率却由61.4%下降到48.6%,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5.3%下降到35.1%。目前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达到75%,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7.5%,高收入国家达到62%,全球平均为61.5%,而我国在35%左右,明显偏低。197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48.79%,八十年代基本都在50%左右波动,但九十年代以后,逐年下降,到2009年降至35.1%,比1978年下降了13.7个百分点;而另一方面,我国的储蓄率则持续上升,由2002年的40.4%迅速提高为2008年的51.4%2009年尽管略有下降,但也达到49.5%,占2009年全球储蓄总量的28%,居世界首位。

细分来看,我国政府消费率的变化波动不大,1978年与2008年的政府消费率基本持平。而居民消费率从1981年的最高点52.5%下降到2009年的35.3%。可以看出,我国消费率的持续下降实际上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的持续走低引起的,这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统计数据表明,虽然近年来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得到提升,但并没有止住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持续跌势,从最高时1985年的51.6%持续下降到了2009年的35.3%,并且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村居民消费率明显逐年走低并且大幅度低于城镇居民,导致差距越来越大,到2009年分别为9.0%26.3%,相差了17.3个百分点。以下表11978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变化情况及城乡对比:

119782008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率

 

 年份

居民消费率(%)

#农村居民消费率(%)

#城镇居民消费率(%)

1978

48.8

30.3

18.5

1980

50.8

30.7

20.0

1985

51.6

31.0

20.7

1990

48.8

24.2

24.6

1995

44.9

17.8

27.0

2000

46.4

15.3

31.1

2001

45.2

14.5

30.7

2002

43.7

13.5

30.2

2003

41.7

12.0

29.7

2004

39.8

10.9

28.9

2005

37.7

10.2

27.6

2006

36.3

9.5

26.8

2007

35.6

9.1

26.5

2008

35.3

9.2

26.1

2009

35.3

9.0

26.3

    (二)银川市近十年来的消费率变化情况

消费率逐年走低。按支出法计算的银川市GDP统计核算结果显示,从2000年到2009年近十年来,银川市最终消费率同全国趋势基本相同,呈现逐步走低的态势,从2000年的46.9%下降到了2009年的35.9%,十年间降低了11.0个百分点。以下表2、图12000-2009年银川市与全国的消费率比较情况:

22000-2009年银川市与全国消费率及居民消费率变化情况(单位:%

 

2000

2002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全国消费率

62.3

58.2

54.2

49.8

48.8

48.4

48.6

#居民消费率

46.4

43.7

37.7

36.3

35.6

35.3

35.3

政府消费率

15.9

14.5

16.5

13.5

13.2

13.1

13.3

银川消费率

46.9

50.8

47.9

46.9

42.0

42.1

35.9

#居民消费率

28.4

35.1

29.0

29.2

26.5

31.8

27.6

 政府消费率

18.5

15.7

18.9

17.7

15.5

10.3

8.3

 

 

 
    除了与全国同样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以外,从图中还可以看到银川市居民消费率水平近十年来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近几年来差距逐步缩小,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说明银川市的政府消费所占最终消费的比重在逐步缩小,同时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在逐步扩大。

资本形成率逐年快速攀升。近十年来,银川市的消费率在逐年下降的同时,资本形成率在逐年攀升,并且幅度较大,从2000年的50.2%上升到了2009年的86.3%,十年间上升了36.1个百分点。以下表3、图2为近十年来银川市GDP的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比率的比较:

32000-2009年银川市GDP的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情况

     

2000

2002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最终消费

总额(亿元)

45.14

68.05

138.25

157.12

178.87

217.65

231.26

消费率(%

46.9

50.8

47.9

46.9

42.0

42.1

35.9

资本形成

总额(亿元)

22.99

75.75

170.43

242.25

309.41

398.46

556.15

资本形成率(%

50.2

56.5

67.9

72.3

72.7

77.1

86.3

 

从图2可以看到,2000年至2009年十年间,银川市的最终消费率与资本形成率走势基本呈现一个清晰的“﹤”型发展态势,以2000年为基准原点,资本形成率呈现从原点一直向上升高的趋势,而最终消费率则呈现从原点持续下降的趋势,两条折现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显示我市近十年来的GDP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固定资产的堆砌,而不是居民消费的提升。

(三)导致当前消费率及居民消费率较低的原因分析

当前消费需求增长较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也比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高储蓄率抑制了消费增长。与低消费相对应,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储蓄传统的社会,中国最终消费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远低于许多经济比中国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但相应的储蓄率很高。近年来世界总储蓄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大体稳定在22%左右而中国则多年保持在50%左右。高储蓄自然是低消费的直接原因。

其次,仍然较低的人均生产总值和较大的城乡二元化差异使农村和农民消费增长乏力。目前居民收入水平仍然较低,尤其是广大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尽管从经济总量上看我国GDP2010年已超过了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从人均指标看,我国目前人均GDP大体在全球100位左右,仍然是一个比较尴尬的现实。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消费需求的规模。同时,集中了大量人口的农村发展相对落后,农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迟缓,也是中国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

第三,收入分配的差距及其结构抑制了消费增长。当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持续扩大,同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显著快于中低收入者,而高收入者本身收入增长量中较多用于投资升值,而用于消费的比例则比较低,即消费边际倾向低的群体占有了更多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而低收入者收入增长中用于消费的比例高,但消费边际倾向高的群体收入增长慢,由此自然会促使最终消费率降低。

第四,公共财政体系和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完善制约了居民消费。当前我国的公共财政体系尚不健全,以及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完善,使得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不确定性大大提高,为能够承受未来可能面对的风险,人们往往增大现期的储备以用于未来的支出,包括养老退休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和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都会促使人们增大储蓄,相应减少现期消费。

(四)低消费率所带来的弊端及消极影响

经济增长最终还是主要依靠消费需求增长来拉动,因为生产毕竟是为了消费,发展经济的根本在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经济增长不能长期限于为生产而生产,不能限于投资拉动增长,增长不应陷于不断扩大投资作为主拉动力的投资型循环中,或者该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应当更为充分地实现在人们的消费中,而不是直接又被生产本身所吸纳。伴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如果不能相应改变当前这种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增长格局,将会产生一系列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首先,投资高增长格局会严重扭曲经济结构。一方面过度依靠投资拉动,投资需求过快增长,必然导致投资品价格上升,尤其是能源、动力、原材料等重要资源供不应求;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疲软又使消费品市场价格低迷,使消费品生产不景气,从而使得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和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失业率提高双重矛盾并存,使得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难以选择。目前,固定资产投资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盲目投资和无效投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随着投资率不断攀升和消费率持续走低,投资效率越来越低。在生产能力普遍出现低水平过剩的情况下,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还加剧了产业结构不协调。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特别是一些高耗能行业的过度投资,拉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高速增长。而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其次,维持并助长了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以依靠投资需求扩张为加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投资需求扩张过程中,地方政府又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市场对投资冲动,尤其是对政府的投资冲动又难以有效地予以约束,那么,这种经济增长必然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重复、低效率为特征,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真正转变到以效率提升为主的基础上来,使得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及可持续性受到严重威胁。投资效率长期低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转变。过分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不仅使我国的资源环境日益紧张,还助长了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模式。

第三、投资冲动难以遏制,经济过热风险依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次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无不和投资膨胀有着密切关系。近几年来在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直接刺激下,全国各地投资热潮越来越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远远高于GDP、工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及居民收入等主要指标,其导致经济过热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已经显现出来。当前,国家连续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利率,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为了收紧银根、遏制并扭转投资过热所带来的高通胀压力。

第四、导致经济增长的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增长过高地依赖外贸拉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片面依靠投资拉动的一个引致结果。投资的过度膨胀,压抑了居民消费需求。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依靠扩大出口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极大地增加了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和潜在风险。而对于我们银川市这个西北内陆城市来说,目前对外贸易额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很小,如果消费这架马车不能尽快强大起来,那么经济发展就只能被逼到持续扩大投资这一条路上来,扩大消费需求、转变发展方式也就无从谈起。

当然,要根本改变这种高投资、低消费的增长格局并不能一蹴而就,正如其产生和形成的历史客观性和长期性一样,扭转这种局面也将是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必须面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三、关于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初探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在经济的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的共同演变规律之一是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相对下降,但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投资率和消费率将趋于稳定。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这一演变特征是由工业化过程中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提升引致的。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不断提升,维持生存所必需的食品消费比重逐步下降,工业制成品和服务类消费比重逐步上升,由此导致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提升,而第二产业的生产过程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更长更曲折,需要更多的中间投入,从而导致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在经济发展到发达阶段时,居民消费结构将由工业消费品为主转变为以第三产业提供的住房、教育、旅游等服务类产品为主,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较快,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短期内投资率可能因此而出现下降,相应地导致消费率上升;但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以第二产业为依托的,为满足消费结构进一步提升的消费需求,需要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同步发展。因此,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发达阶段时,投资率和消费率才能够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

尽管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下降是工业化过程中经济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但在既定时期内,只有投资率和消费率达到经济稳定增长所要求的特定比率,经济才能达到最优增长状态。据有关经济学专家学者测算,一个经济体的投资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GDP增长0.21个百分点,而消费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可以拉动GDP增长0.86个百分点,可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很高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直到今天,我国消费率较低并且持续下降,削弱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从收入法GDP统计的角度来看,GDP是由政府的收入、企业的收入和居民的收入构成。在经济增长高峰期时,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提高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是降低的。在1993年的时候,我国的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18.9%,居民占59.6%1993年以后,政府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整体上是呈下降趋势,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是呈上升趋势。从2002年到2005年政府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分别是17.9%18.9%20.6%21.2%,总体提高了3.3个百分点,而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2.1%60.7%58.4%57.5%,下降了4.6个百分点。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企业所占比重的提升,政府收入提升了3.3个百分点,居民收入下降了4.6个百分点。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快速增长,企业的效益提高,政府的税收增多,但是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却没有相应同幅度的提高。这正是这几年居民消费率大幅度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当前形势下,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强化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刻不容缓。中央提出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其背景正是由于投资和消费在GDP中所占比例不协调,也就是投资所占比例过高,消费所占比例过低。

四、提高居民消费率需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及相应建议措施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今后几年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国务院“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将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长期方针,推动中国经济更广泛的结构性调整,并实现经济由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二次转型”。 如此重视消费,是由消费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决定的。消费是十分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扩大消费,刺激内需,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相反,消费不足则会削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使投资增长得不到最终消费需求的支持,大量的社会产品价值难以实现,严重影响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进行,从分配上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相对于投资需求而言,我国消费需求的增长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仍然十分可观;相对于政府消费而言,居民消费有很大的增长潜力;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消费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然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时期,大力提升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仍然要面对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等制约因素,需要采取措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目前,我国的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偏低,适度提高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及时把握国民经济发展格局中居民消费需求变动趋势,研究居民消费总量与结构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制定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客观需要的居民消费政策,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切实有效地提高居民消费率,首先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关系:

第一,消费率与投资率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我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国际经验表明,投资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通常随着经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阶段推进,消费率将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而投资率则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但与国际成功经验相比,我国当前的投资率仍然偏高。在特殊情况下,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一定阶段的高投资率是必要的,但不可能长期持久不变,否则不可能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当前全国及各地方都在致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适度稳步地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则是一条必由之路。

第二,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农民消费水平低是影响我国消费率的重要原因。除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影响农村消费以外,农村消费环境的改善、消费观念的转变、消费政策的调整、消费热点的培育也十分重要,在某些地区,也是制约农村消费的关键因素。所以不能只重视在城市中扩大消费,而应更重视加大力气改善农村地区的流通和消费环境,有效激发并释放广大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

第三,即期消费与储蓄的关系。一般来说,居民的收入主要用于三个方面,消费、储蓄和投资。我国储蓄率历来比较高,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水平低等多方面原因,居民把本可以即期消费的货币用于储蓄,来确保未来消费。据统计,世界各国平均的储蓄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大体在20%左右而中国则多年保持在50%左右。从长期来看,储蓄等于投资,高储蓄必然会带来高投资。因而高储蓄率是影响即期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有效降低居民储蓄率,提高即期消费率,是扩大消费必须要面对并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提高消费率的建议措施

刺激和扩大内需,需要从源头上解决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两大问题。

首先,要普遍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强消费购买力。提高最终消费率,毕竟不能依赖临时性的税费优惠刺激,如汽车购置税优惠的政策,虽能够短期内推动消费井喷,但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短期内透支性的增长,反而可能导致随后一段时间消费的疲态。提高最终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治本之策是提高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且能够跑赢通胀的可支配收入,才是消费稳定增长的源头活水。当前消费增长乏力的根本症结在于大多数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有限,缺乏一定的消费实力。因此,必须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力争做到居民收入提高和经济增长同步,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与此同时,要把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作为重中之重,采取多种措施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完善和落实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只有在收入水平大幅度增加的前提下,居民的消费潜力才有条件释放出来。

其次,要继续发挥政府在再分配方面的调节功能,切实缩小收入差距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政府可继续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来调节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税收的主要对象是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群体。通过收入再分配功能,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不仅能抑制高收入群体的膨胀,而且能使低收入群体中的一部分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同时,适时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优抚待遇等,切实保障最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另外,要重视解决好劳动者就业问题,通过扩大就业来提高城乡居民家庭收入,也是扩大消费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着力扩大社会保障,释放居民消费潜力。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支出是典型的建设型财政,过多的财政资金被投向基本建设,而对公共福利消费品的投资则严重缺乏,导致公共产品稀缺和价格上升。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领域由于财政投入不足使社会公众大量压缩即期消费而转向储蓄,从而制约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国内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观的情况下,应把投资转向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密切关系民生的领域,从物质基础设施转向社会基础设施,增加公共产品的供应量,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公共消费扩大来启动个人消费增加,逐步降低公众的储蓄意愿,从而有效扩大国内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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